大兴康庄维吾尔流动人员社群纪实

“已经十几天了，我每晚花10元在网吧过夜，有的时候网管看过我的身份证还不让我进呢！”艾力诉说着近段时间自己的经历。

随着11月初一场大雪，北京今年提前一个月进入了冬季。冷空气的轮番侵入，使人们着实领教了北京的寒冷冬天的威力。冬天来临时，人们大多数时间都会在自家温暖的屋子里度过。可是和艾力一样，活动于北京大兴康庄一带的部分维吾尔流动人员却为找寻住房发愁，如何度过这个冬天成了他们最头疼的问题。

康庄远离北京城区，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来京务工的各地的流动人员，成片砖砌的平房或简易的筒子楼便是他们的栖身之作，路边的臭水沟和干涸的河床上的成堆的垃圾表明这里环境治理的落后。然而即便这样，便宜的房屋租住费用依旧吸引着大批流动人员定居于此。

康庄维吾尔流动人员社群（以下简称“社群”）自形成以来，北京和周边省区的流动维吾尔人搬到这里，社群的人数逐渐增多。据了解，去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为了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北京市政府集中对城市重点片区进行了市容整肃工作，维吾尔流动人员较为集中的魏公村、甘家口一带也在其中。当地的流动人员抑或被遣返回乡，抑或流散到周边省区。大兴康庄的社群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形成的。目前，社群已有五、六十户人家，保守估计的话，社群人员也已达到150人左右。社群人员的不断增多，自然会触动辖区派出所等部门的敏感神经。而他们对社群人员的监管也很强硬。

“社群里绝大多数人都还没领到暂住证。”艾山抱怨道，从去年至今他的搬迁次数已经达到30次之多。“要想领到暂住证，派出所要求房东和我们一起去，而房东却百般寻找借口，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过去。”艾山说。社群人员认为，无论是租房问题还是办理暂住证的事情，派出所始终在给各房东施加压力。而这种说法却遭到派出所方面的否认。艾力天天会到社群来看看是否有可以租住的房屋，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得到好消息，有的时候他会借住在社群朋友家中，而大部分夜晚他都在网吧或者桑拿度过。“花10块钱包夜上网，累了就靠在网吧沙发上睡一觉。”他描述自己连续十个晚上是怎么在网吧熬过的。

没有安稳的生活环境，使流动于社群的人员无所事事，他们白天要么三五成群聊天，要么在台球厅、棋牌室里打球或者打牌赌博。除此之外，社群人员极易成为甲流等流行性疾病的受害者，目前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接种疫苗。由于信息的闭塞，社群人员大多不知道自己可以免费接种疫苗，而即便是有人知道可以，但是不知道上哪儿去接种。

社群人员的租房难问题引起了部分民间NGO组织的关注，他们积极介入，为社群人员提供援助。阿里木毕业于北京某所有名高校，毕业以来一直在一家NGO工作。他的工作重点就是为社群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和艾滋病等流行性疾病的防护宣传。10月份以来，他一直忙于为社群人员联系房东，寻找住房。阿里木一个多月来几乎天天要往社群跑，“一天走下来，脚底板都磨出泡来了。”他说。每天来到社群除了了解大家的生活近况之外，阿里木还要留意房屋出租广告，记下来房东电话之后挨个打电话。“在电话里我会告诉房东我是新疆人，并且我始终要很有礼貌，即便是有些房东恶语相向，我都会克制自己的情绪。”阿里木认为这样做非常有必要。

通完电话之后一般会有四、五个房东会请阿里木面谈，而每次能和两个房东谈妥那就很不错了。阿里木的坚持不懈的确感动了一些房东，并且得到了部分房东的信任，一位房东表示把房子租给阿里木介绍来的人，她自己也很放心。“我相信这小伙儿”，房东抓着阿里木的手说。在阿里木等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目前社群中20户以上的人家的住房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阿卜杜已经7岁了，由于他没有户籍因此到现在还在康庄一家私人幼儿园读大班。这所幼儿园里共有70个孩子，其中社群人员的子女有6人，他（她）们的年龄在4—7岁之间。据幼儿园负责人介绍，小朋友们一个月的入托费是200元。“这6个小孩入托才有一个月，现在他们可以和我们进行简单的日常沟通。”幼儿园阿姨介绍道。阿卜杜一家人是社群里最早在NGO的帮助下得到房子的人家之一。他的父母租下两间房子，一个是住房，另一个是小饭馆，用来做包子。虽然说是饭馆，可是7平方米大的空间里，除了炊具之外也只容得下一张桌子和四五把椅子。

“两个房子的月租总共是800元”，阿卜杜的爸爸说。据社群人员介绍，房东向他们索要的租金会高于其他租户。“如果一间房子是二、三百元，那么租给我们的话会高出200元左右。”阿卜杜父母曾在河南驻马店做饭馆生意，由于生意不景气于一个半月前搬到了康庄。现在他们每天可以做5、6个蒸笼的包子。和他们一样，现在社群里有房的人家中，有6家是把自己家作为餐馆，向社群人员出售饭菜。阿卜杜的入学问题令他的父母头疼。

原本NGO的工作人员为阿卜杜联系了一家打工子弟小学，可是由于学校离家太远，被他的父母谢绝了。现在，阿卜杜的父亲打算明年2月份把孩子带回家乡，让他进入一年级读书。这样一来，除了帮忙照管儿子家里的7亩田地之外，阿卜杜的爷爷奶奶还要开始为孙子操劳了。

古丽仙47岁，14岁初到北京，到现在为止已有29年了（其余4年在新疆度过）。“我也算是个老北京了”她叼着烟说道。小时候由于家里穷，古丽仙被迫远走他乡，来到北京，“当时偌大的北京城找到个老乡是那么困难”，她努力搜索自己的记忆片段，八年前的一次车祸使她幸免于难，而她的记忆力从那时起便每况愈下。

古丽仙的两个儿子在乌鲁木齐，其中一个已经成家，靠开黑车过日子，而小儿子今年刚满15岁，还是一名初中生。古丽仙曾在甘家口经营餐馆生意，自从她的餐馆被拆之后，她来到康庄定居下来。她身体偏胖，因此有心脏病、哮喘等疾病，一个月前社群里一位老叟去世，给古丽仙的打击很大，她因心脏病发作在医院躺了两周。

“我现在还处于康复期，如果安拉应允，从下周起我准备在自家炸馓子、做点心，对外出售。”古丽仙规划道。按照古丽仙的预测，如果生意进展顺利，每天可以有八、九十元的纯收入，一个月下来挣三千元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在新疆，像她一样没有工作的人要么靠亲属接济，要么靠政府每个月给的三百元低保金过日子。“我既不想成为儿子媳妇的负担，也不想靠区区三百元过日子，现如今那点钱能干什么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靠自己生活。”

回到家乡，对于没有正经职业的社群人员来说，日子会很艰辛。而在内地，通过做小本生意，至少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回去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渐渐地会习惯当地的气候和生活方式。而回到久违的故乡，不仅要适应当地的气候，还要设法重新融入当地的社会环境，构建起新的交际圈。这对长期生活在外的社群人员来说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社群的规模正在慢慢扩大，如何应对、援助这一群体不仅是部分NGO的事情，更应该是职能部门的分内之责。就跟阿里木说的一样，“解决目前社群面临的种种问题，政府发挥的作用是最大的！”对于社群的形成与发展，政府应给予正确的政策引导，转变原有的办事手段，给予社群人员生存发展的权利。要划清正经谋生者与不法分子的界限，宽严相济，按照法律的要求办事。与此同时，社群本身也要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成立“自治委员会”性质的组织，和当地居委会合作管理社群。

“随着大兴康庄限价房项目的推进，社群所在的片区有可能将在明年面临强制拆迁。”此种说法在社群人员当中流传。如果此种说法得到证实的话，那么包括社群人员在内的片区所有流动人员的下一个栖身之所又将在哪里呢？

（本文当中出现的人员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