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0日星期二

伊力哈木:和平、公开、平等、尊重、善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乌鲁木齐7·5、7·7流血事件让世人震惊。这次冲突发生的背景、原因和情势,对新疆乃至全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具体言之,将会导致维、汉矛盾进一步激化。

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行动都应受到反对和谴责,但是,地方当局不能因此而推卸保护平民安全的责任。政府有责任公平、公正地处理民族纠纷,以免激化矛盾,更有责任发布安全警示,避免无辜平民被殃及、被伤害。

从表象来看,似乎是由广东韶关一家工厂的汉族人伤害维吾尔人的事件,演变成在乌鲁木齐的大规模抗议和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但我认为并非如此简单,不论地方当局如何解释、推诿,都难辞其咎。维汉之间的怨恨在加深,实乃积怨已久。汉族人认为政府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采取优待政策,日益不满;而我们维吾尔人认为在新疆,汉族成为很特殊的群体,备受政府优待的群体,维吾尔民族已在各个领域被迫边缘化。

实则新疆、西藏的族群冲突事件与内地瓮安、石首等群体冲突事件此起彼伏,揭露了中国社会潜藏的严重危机。走上街头抗议,本是公民表达民意的正当途径和合法权利,但正常的游行示威如果演化成暴力攻击,必将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结果就与初衷背道而驰,不仅不能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反而伤及无辜,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最终成全被军警镇压的事实。在乌鲁木齐市发生的维汉两族部分民众的游行示威中,均有激进暴徒用暴力攻击平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们谴责这种无视生命价值、暴力攻击无辜平民的野蛮行径。尤其是,此次事件明显地凸现了政府保护国民不力的严重过失,也再次暴露了政府在类似群体性冲突中,警方处置能力的严重欠缺。在现代国家,警察重要的功能包括了既要保障公民行使其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又要对于某些打砸抢烧的暴力犯罪行为进行及时的防范和制止。然而乌鲁木齐7·5、7·7流血事件,当局反应严重迟缓,措施不能及时到位,场面控制能力不强,措施和方法很有问题,导致大量的和平居民受到伤害,很显然,作为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民族自治是中国的基本制度。中国法律也明确说明,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民族是新疆的自治民族。法律还规定:“按照1984年的宪法以及自治法,少数民族有权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少数民族成员可以在地方管理机构中担任要职。他们有权维护自己的风俗习惯并享有宗教自由。自治区政府有权审议国家法律,如果国家法律不适应地方的实际情况和风俗,可以加以修改或者拒绝。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企业在民族地区进行经营活动,开发资源应该尊重当地的利益,尊重当地民族的利益。在招聘时要优先录取当地民族劳动力……”

然而,遗憾的是,这若干规定并没有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贯彻,而这主要是因为书记们牢牢地掌控着自治区大权,监督着政策的实际执行。在他们眼里,维吾尔自治区跟内地的家乡没有什么区别。更让少数民族居民不满的是,几乎没有分享到地区资源被开采所带来的利益。2002年至2008年,新疆的经济翻了一番,但经济产值的60%仍依赖能源,特别是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而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均由汉族公司经营,绝大部分员工都是汉人。1949年时,在新疆自治区只占6%的汉族人口如今却剧增到40%,这自然会使维吾尔族人的危机感也不断增长。

维吾尔人很困惑,政府一直宣传的、写在纸上的民族政策和法律究竟体现在哪里?有无公平?难道这些几乎根本没有落实的自治政策和其他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只是凝固在纸上的承诺而已?难道这样的做法有助于民族和解、社会和谐?和谐社会究竟在何处?说到底,对各民族社会发生的各类事件,应该以法律为标准,一视同仁,公平处理。

重大流血事件,发生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盛世”中国。同往常一样,新疆当局将事件的起因、行为、责任,一律归结到“三股势力”头上,难道政府的工作做得很完美,没有任何过错?难道没有内因?难道没有社会原因?人民又一次变成不明真相的群众。从官方发布的信息来看,一夜之间,156人死亡,1080 人受伤(不久,官方正式表示,本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发生的骚乱,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如果仅仅是维汉民间冲突,几小时内就死伤这么多人,是难以想象的。若果真如此,那么,政府至少要承担严重失职的责任,何以未能及时制止住?然而事后,既未见当局承认渎职,也无任何官员引咎辞职,这在一个正常社会是不合理的。新疆的民族问题,就像中国其他问题一样,只有在民主机制下,通过和平、公开、平等、尊重、善意,并在法制的基础上沟通、疏导,才能得到公正和公平的解决。作为公民,应该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不论这些暴力,来自少数民族、汉族、还是地方当局。

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应该注意到维吾尔民族在新疆越来越边缘化的实际状况。地方政府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尽量帮助各民族都能够公平地享受发展的成果。

统计数据也显示了民族间的不平等。约90%--92%的维吾尔人生活在农村,特别是新疆的南部地区。去年,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称,整个新疆年人均 GDP19000元,农村地区的人均年收入为3,800元(560美元),但南疆农民的收入还要低得多。例如,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和田地区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仅为2,226元,南疆还有不少乡村人均年收入在1500元左右。干旱程度不太严重、可以开垦的土地,条件优越的耕地,以及水源和政府投资兴办的农场,主要是由以汉族人为主的准军事化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控制。

族人的控制已经超出了能源和大规模农业等领域。比如地方当局在招聘公务员岗位时,绝大多数岗位明确限定招聘汉族。在国有企业经营的各个领域,绝大多数职位招聘汉族似乎早已成为一种“文化”。汉族人甚至还在维吾尔族传统产业上也取而代之,从传统市场到穆斯林食品,比如飞往新疆各地和穆斯林国家航班的清真食品供应权,被汉族企业家霍兰兰经营的新疆佳雨工贸有限公司(Xinjiang Jiayu Industrial & Trading Co.)所垄断,提供46种清真食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霍兰兰承认说,公司的300名员工主要都是汉族;公司里也有少数维族员工,如一位做清洁的女性,但所有的高级职位都是汉族人。当然她补充说,所有清真食品公司都要有维族员工,这是一项要求。另外,往返于乌鲁木齐和喀什的飞机虽然有许多乘客是维吾尔人,但机舱内广播使用的却是中文和英文。

一个群体的存在得不到认可,价值得不到体现,不满情绪就会继续。只靠压制是难以解决问题的。人心的满足不是以生活水平的绝对改善,而是以分配是否合理为尺度来衡量的。最重要的幸福指数是,经济繁荣是否能给人一种不断改善自己境遇的盼头。如果繁荣不能满足这两条标准,则必然是越繁荣越不稳定。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乃是隧道眼思维。

丽富饶的新疆拥有丰富的矿藏、石油天然气、煤炭、光热资源和向西开放的地缘优势。原住民的利益和要求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历史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各种意愿应该允许有合法的表达渠道,诸多关涉民族文化保存、民族权益保障、甚至民族问题,均可以拿到阳光下来讨论。并且,中国宪法所赋予的民族自治权应该得到落实。这样才能真正和平地化解少数民族的各种政治异见,否则,持续的高压虽然可以取得暂时的稳定,但高压下长期涌动着的不满情绪暗流,一旦被某个偶发事件触动,就必然会汹涌喷发。

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些才是解决维汉心结,乃至所有少数民族心结的根本。一味压制,一味回避问题,只能带来更大的反抗。维汉相争,最后只能是两败俱伤,受到伤害的还是各民族群众。

写于2009年7月7日深夜 2009年8月25日晚修改注:文章摘自伊力哈木·土赫提先生所著的《山腰上的反思》

正在扩大的云南瑞丽维吾尔人墓地

作者:M.Azat

瑞丽---中缅边境的一个县城。这里有三千多维吾尔,是维吾尔人聚居最多的内地城市,属于云南省的管辖范围。

云南省总共有五千到六千左右的维吾尔人。他们都以做生意为主。一切的生意只围绕一个东西---海洛因。瑞丽市的街道上有很多维吾尔人,在街上你可能会碰到三五成群的说喀什,和田,库车,伊犁,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方言的人。小卖部,饭馆里总是响着优美的维吾尔族音乐。在街上,宾馆或饭店里你可能会见到怀孕的或者是抱着婴儿的维吾尔妇女。她们就是在瑞丽经商的那些人生意能顺利进行的保障和主要动力。每到周五,随着邦克(宣礼)声的响起,清真寺很快就会坐满来自远近的穆斯林。这里我们要谈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瑞丽越来越庞大的维吾尔人墓地。

做海洛因生意的不仅是以瑞丽为中心的云南省的五六千维吾尔人。在广州,上海,北京和其他内地省份以及新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各个城市里做此生意和后勤工作的维吾尔人的数量在2万到2.5万左右。在贩卖儿童和他们器官的生意成为贩毒生意的一部分的情况下,靠这个生意的收入生活的维吾尔人数量在10万左右。直接或间受到贩毒生意的影响而患上艾滋病的维吾尔人数目超过20万(其中正式登记的维吾尔艾滋病患者的数目为2.5万,而携带艾滋病病毒的维吾尔人的数目在18万到22.5万之间。再过五六年以后全世界都会认识到维吾尔社会面临着怎样的危机。这时候政府不得不为维吾尔人组建一个挖墓地的队伍)。

最近十年内,因为牵扯到海洛因买卖而被关在监狱里的维吾尔人的数量在七千到一万之间。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海洛因生意这场战争中站在最前线直接指挥的司令官与参战的士兵都是维吾尔人。但是站在在幕后指挥的,以毁灭这些因少量钱财而被骗的维吾尔为代价而获得巨大财富的还是汉族人。他们的组织者是从来不会被抓的黑势力。令人震惊的一点就是,迅速的减少维吾尔族人口的项目正在沿着多条线路发展,如果不是用显微镜仔细观察就无法发现,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采取了非常隐蔽的方法和手段。

一个曾在瑞丽担任了6个月警察职务的维吾尔青年以“搏击手”的网名这样写到:“在瑞丽一克海洛因的价格为60元,在昆明是200元,在广州是400元......我们有五千多维吾尔同胞不顾生死,翻山越岭的走私海洛因。他们不仅自己做这个生意,还会把兄弟姐妹,甚至是自己的父母,孩子和妻子都扯进来!瑞丽不禁止赌博,卖淫和吸毒。大陆最大的赌场就在这里。在这里随处可见来自大陆各地的妓女和来自缅甸的童妓。正是在这里生活着三千多维吾尔人。就像在乌鲁木齐街道上一样,你的身边会不停的有维吾尔人经过。从街头巷尾的维吾尔饭馆里飘出来的饭香,豪华的餐厅里举办的婚礼和宴席会让你以为自己身处在新疆。”

在内地其他任何城市都租不到房子,住不了宾馆的维吾尔人为什么在瑞丽会这么自由?瑞丽为什么变成了维吾尔人的城市?在瑞丽为毒品贩做鞋的维吾尔鞋匠和做衣服的维吾尔裁缝分别能得到1万元和1-1.5万的工资。这里还有制作箱子的手工艺者(海洛因藏在鞋子,衣服和箱子里)。那些怀孕的和抱着婴儿的妇女被租来“转运”货物。这些妇女一天能拿到手的钱比她们在家乡一年甚至两年才能挣到的钱还要多。清真寺,餐厅,宾馆和墓地都是她们做生意的地方。其中维吾尔人做毒品生意最安全的地方是清真寺。那些怀孕的和还在哺育期妇女们每人会吞下一百多个装有海洛因的,如红枣般大小的塑料盒子。然后为了她们不在路上被抓阿訇会专门为她们念都阿,并会把为了不在路上被抓而要念得经文交到她们手里。然后他们会拿到自己相应的报酬。年龄不到14岁的孩子也要吞下不少于50个的塑料盒子。在瑞丽,所有的职业都为毒品生意服务。刚到瑞丽的人起初会赚到很多钱,而且还能给在故乡的家里寄不少钱。甚至还有这样的人,他们赚到钱回家后为了在父老乡亲面前炫耀自己一下就变得富有,会给穷人,清真寺捐献大量财产,然后带着乡亲们的都阿和祝福回到瑞丽,最后死在瑞丽并安葬在瑞丽的维吾尔墓地。

几乎每周都会有一到两个维吾尔人被安葬在瑞丽的维吾尔公墓中。命运没有多大区别的瑞丽维吾尔人虽然平时会因为钱的问题彼此之间都很冷酷,但是在安葬死者时他们都会变得和善,慈悲和体贴。当棺架被抬出街道时,头上戴着白色头巾的妇女们会嚎啕大哭着留下来,腰上(有的在头上)系着白色的带子的男人们会抬着棺架默默来到墓地。埋葬尸体时全场没有一个不哭的人。他们可能是在为死者哭泣,也可能是在为自己悲惨的命运哭泣。但是他们不是那种能将冷酷之中藏着仁慈,仁慈之中藏着冷酷的情感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分析的人。

墓地迎来的死者中有的是在运货过程吞下的塑料袋破裂而中毒身亡的,有的是在监狱里死去后尸体被送来的,有的是被判死刑而枪毙的。

因为死者的位置会被从故乡新来的维吾尔人补上,所以瑞丽的维吾尔族人口越来越多。

在瑞丽被捕的,枪毙的,财产被没收的维吾尔人非常多。但也有同样做着生意但从来不会被捕,不会被枪毙,财产不会被没收的“幸福的”维吾尔人。这是一个有人吸毒,有人喝吸毒者血液的神秘城市。

在那些怀孕的和还在哺育期的妇女中,在那些年轻姑娘,儿童和男人中有已经得了艾滋病,死期越来越近的人。为了能够多活一点,他们不得不依靠海洛因。在这里有海洛因供他们使用。正在死去的这些人中,不顾死亡的威胁而在“运货”的过程中赚到钱的人会把钱寄给家人;但是被捕人的要么会被枪毙要么只好在牢房里等着死。这些在钱的问题彼此之间都很冷酷的维吾尔人从来不排斥和虐待那些艾滋病患者。他们是为了赚钱来这里并且等着最终到瑞丽维吾尔公墓的那一天的维吾尔人。

为什么那些怀孕的和还在哺育期的妇女在这里有特别的价值?中国的法律规定携带50克以上海洛因而被捕的人一律被判处死刑。但是犯了该罪而被捕的孕妇,有六个月以下的婴儿并且在哺乳期妇女和年龄不到14岁的儿童会免于死刑,要是上交了罚款还会予以保释。要是没有保释人,那么他们就会住在比猪圈还要脏的牢房里。她们会在那里分娩或者在分娩过程中死去。这就是为什么瑞丽有很多怀孕的和手中抱有小孩的妇女的原因。不管她们是否被捕,只要毒品进入胃里,毒素就会扩散到血液,没有出生的胎儿或是仍在吃奶婴儿就会中毒。这些母亲不知不觉中就成了自己后代的杀手。瑞丽还有六七十岁高龄的维吾尔老人,他们每天做五次礼拜。他们中有些人还不知道他们的靴子底下和衣服中藏着海洛因。

这些毒品生意关系到谁?从事这一买卖的最大的老板们呆在香港或着澳门。他们在大陆有一个已经形成的,有组织的,一体化的,以网络的形式运行的机制。他们不会被捕,也不可能被捕。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维吾尔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还会把这么多的维吾尔人聚集在瑞丽呢?在战争中有一种叫迷惑目标的策略。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海关和缉毒警察的注意力继续集中在维吾尔人身上。中国和缅甸之间每年走私的毒品的价值总额比维吾尔自治区的年收入多好几倍。那些做毒品生意的黑社会团伙每次在运大量货物的时候都会在不同的地点,但在同一时间将4-5个,甚至10个维吾尔人交给海关或缉毒警察做诱饵。在瑞丽的大部分维吾尔人每天在缅甸向导的帮助下往返于中缅两国之间。当中国警察盯着维吾尔人时,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海洛因已经安全的从一个城市运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维吾尔人有时候没被抓到反而能赚到不少钱不是那些“经文”的力量。是那些老板们为了让维吾尔人继续留在瑞丽市而创造了“条件”。

瑞丽的维吾尔墓地正在迅速的扩大。在死去的人当中从没出生的胎儿到二十五岁之间的儿童和年轻人占绝大多数。生活在瑞丽的三千多维吾尔人都是已经被列入死亡名单的人。

在内地省份从事除走私海洛因之外的犯罪活动的年幼的维吾尔族孩子的数量在3.5万到4万之间。在中国各地的以海洛因生意和其他犯罪活动为职业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维吾尔人的数量超过6万。

这些维吾尔人是怎样变成犯罪分子的?他们又为什么会变成犯罪分子?

世界上绝大多数犯罪的根源是失业和贫穷。迫使维吾尔人离开家乡走上犯罪道路的因素也正是失业和贫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每年会接受100多万的内地劳动力。政府部门公布的2008年来新疆打工的流动人口数量达到了一百二十万。三月初乌鲁木齐市市委书记宣布会在24小时内为来自内地的工人找到工作。但是就算等上24个月,24年维吾尔人也不会在自己的故乡找到工作。工厂的大门对维吾尔人是关着的,但监狱的门对他们开着。在内地生活的维吾尔人没有房子,但死了以后有墓地安身。想做正确的守法的事没有,但犯罪的道路却有很多条。是谁在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着这些事?要是任凭自治区党委和兵团指挥部摆布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在21世纪里完成完全消灭维吾尔民族的计划。我们应该更大声的将维吾尔族存在问题告诉汉族人民,告诉世界各个民族,让汉族人民和世界各民族都听到我们的声音。如果北京政府不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控制的话,那么成为维吾尔族人地狱的这个地方不太可能会成为汉族人的天堂。

在十几家维吾尔语网站上有维吾尔诗人、作者,评论家指出了我们民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错误和犯罪行为,甚至对其进行指责和谩骂,并将这种行为推向了极点。他们劝导民族也劝导累了。但是当话题落在“维吾尔人为什么沦落到这种地步?到底是谁像赶牛一样将维吾尔人赶到死亡的边缘?”时,所有的夜莺都停止了歌声,所有的笔都停止了写作。良心在那里?民族面前的责任又在哪里?既然现在我们的民族生活在历史上最痛苦和最悲惨的日子里,那么维吾尔知识分子就该成为保护自己民族的盾牌,但是现在他们将维吾尔人民当成了保护自己的盾牌。

哎 身为民族的希望并深受爱戴维吾尔族的知识分子们啊!你们年幼的儿子就在你们身边,但是你们那些同胞的儿子却正在内地成为犯罪分子或犯罪分子的牺牲品;你们的女儿或妹妹就在你们的在身边,但是你们同胞的女儿或者妹妹正在瑞丽,在昆明,在缅甸为了生活而挣扎,她们有的为了赚钱而吞下毒品,有的则正在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慢慢死去。要是这个民族的大部分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消被灭了,那么还会有谁来读你那些“叫醒你同胞”的文章呢?

你的子孙又会和谁一起发扬光大你的名字呢? 我还是要反复的对维吾尔知识分子说:胆小的生活的痛苦比死亡还可怕!

2009年3月30日;来源:译自维吾尔在线维吾尔文版

伊犁人的下岗代价


作者:M.AZAD

如果想了解因下岗的借口而从伊犁的厂里被解雇的工人,被关闭的工厂以及他们的下场,那么请你坚持看完这篇文章!

这是在我近10年中所收集的资料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有些可能是大概的一个数字。但是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实。如果不相信,可以到伊犁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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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宁市第一毛纺厂——该厂位于伊犁河边。以伊犁地区的羊毛为原料进行生产。该厂于1950年在前苏联的援助下建立。是一个集纺线,纺织,印染为一体的工厂。该工厂有员工5000多人,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员工所占的比例在50年代是99%,60年代是90%,70年代是80%,在工厂被关闭的2001年是50%。工厂以破产的名义卖给了来自内地的汉族老板。从该厂下岗的汉族员工被安排在教育与商业领域。只有一小部分留在了工厂。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员工全部都失业。


2.伊宁市第二毛纺厂——该厂位于伊宁市的布拉克街道(现在被称为长江路)。2001年该厂以“破产”的名义被关闭。厂里1500名员工中的700多名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员工全部失业。收购该厂的汉族老板将一部分设备运回了内地省份。虽然用剩余的设备招收了500名左右的员工,但是这其中没有一个是少数民族


3.伊宁市第三毛纺厂——1987年在巴彦岱乡建立的这家工厂中有员工3000名。2001年该厂以“破产”的名义被关闭。汉族员工都被重新安排了工作。从该厂下岗的1000名左右的少数民族员工都失业了。在该厂原来的位置上为移民建造了新的楼房。这里现在的名字叫“开发区”。


4.伊宁市玻璃厂——1950年该厂在苏联的技术和帮助下建立。能生产玻璃,灯泡,玻璃瓶等产品。2002年工厂被关闭时有600名左右的员工,其中70%为维吾尔族。工厂被卖给了汉族建筑商。建在工厂地皮上的楼房则卖给了来到伊犁以后发家致富的汉族移民。400多名维吾尔员工不得不面临失业。



5.伊宁市皮具服装厂——该厂位于sheriq买里。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化的维吾尔商人Hüseyin等人从德国进口设备建造了这家工厂。1944年三区地区被民族军解放,并成立了临时政府。当时该工厂为民族军生产鞋子,服装,皮带,手枪套等物品,并连续几年无偿为民族军提供这些物品。1955年工厂被收为国有。1999年工厂从德国购进新的设备,实现了生产的现代化。2003年工厂被关闭时有员工1000多人,其中90%是维吾尔族。工厂的设备以13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当时伊犁州党委书记张国梁的一个河北的亲戚。购买者将这些设备都运到了河北。这个在伊宁市的大街上不断的吹嘘自己1500万将其中一部分设备卖出并发了大财的汉族人,在工厂原有的地皮上建造楼房并将这些楼房卖给内地来的汉族移民以后拿着钱跑到了河北。但是从该厂下岗的900多名维吾尔族员工不得不面临失业。

最让人痛心的是,如果这片土地是被除了汉族以外的任何文明征服的话,他们都会将这个建造于上世纪20年代的工厂当做历史遗产保留下来,并会将它建成工业博物馆加以保护。这个悲剧比毁灭整个伊宁市还要严重。消灭这些历史遗产不仅在伊犁的维吾尔人心中,而且在全世界的维吾尔人心中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历史伤痕。


6.Li chin 皮毛厂——位于伊宁市sherqi买里。有员工将近1000名,其中绝大多数是维吾尔族。该厂2000年被关闭。工厂里的设备卖给了哈萨克斯坦。厂里的维吾尔族员工全部失业。


7.伊宁市皮毛肠衣厂——位于伊犁河边的Aghi买里。该厂于1955年在伊宁市维吾尔富人们的倡议和参股下建造。2000年工厂被关闭时有员工700名,其中70%是维吾尔族。员工们提议要自己集资买下工厂。工厂的汉族领导Li Ho Ren支持员工的提议,并多次向市党委与州党委传达了员工们的申请。但是州党委以“参与分裂活动”的名义将Li Ho Ren开除党籍,工厂领导的职务也被撤销。与此同时将这件事上州党委的决定下发到了所有的机关单位,也算是用支持维吾尔人的汉族领导的下场警告了其他人。最后工厂被分成三份出售:加工皮毛的部分以12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州党委书记张国梁的一个熟人;肠衣加工部分被出售给了四川的一个汉族;仓库部分则由努尔太.阿吉收购。维吾尔员工全部失业。


8.伊宁市“胜利”制衣制鞋厂——位于伊宁市könchi买里。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的技术和援助下建造。该厂生产的皮鞋,靴子在自治区范围内享有盛名,获得该厂的产品算是一件很荣幸和优越的事情。当时赛福鼎,包尔汗等人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赠送了该厂的靴子。工厂最终被关闭,400多名维吾尔族员工失业。工厂的位置卖给了私人。



9.Ghul Ja sheherlik moyka——该厂收购伊犁地区各县,乡,草原的羊毛,对其进行分类,清洗和压缩打包,最后出售给各个工厂。800多名员工的80%是维吾尔族。moyka2000年被关闭,维吾尔员工全部失业。moyka的地皮被分成42户人家卖给了有钱的汉族人。

10.伊宁市面粉厂——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的技术和援助下建造。面粉厂与下属的面粉店有员工1500多人,其中维吾尔族员工占50%。2000年工厂被关闭并出售给了内地来的一个汉族。这个汉族老板安排了200名左右的汉族员工重新上岗,但是他连一个维吾尔族员工都没有招收。从该厂下岗的750名左右的维吾尔族员工全部失业。


11.伊宁市造纸厂——位于伊犁河边的伊宁市造纸厂于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的技术和援助下建立。有员工400多人。2000年工厂被关闭并出售给了内地来的一个汉族。汉族老板留下了100名汉族员工。维吾尔族员工则全部失业。现在在该厂工作的员工中没有一个人是维吾尔族。


12.伊宁市屠宰场——位于伊宁市Alte shuar买里,工作着200多名有编制的维吾尔族屠夫的这家屠宰场不仅能供应伊宁市的市场,而且还向乌鲁木齐市供应肉类。 屠宰场因为“没有需求”而被关闭。屠夫们被解散。屠宰场的地产被出售给了来自内地的一个汉族。建起来的楼房里住着的是幸福的汉族移民。



13.伊犁州建设局——位于伊宁市kök köwrük买里,有员工1000多名,其中90%为维吾尔族。1997年“2.5事件”以后以私有化的借口取消了维吾尔族员工的工作。承包该企业的老板为了完成从那些汉族贪官手中接过的工程从内地带来了10000多汉族工人。这些工人现在工作在伊宁市与周边的地区。想干些哪怕是脏活累活而养家糊口的维吾尔人一个也没有被这个建设局录用。



14.伊宁市食品公司——在这家国有企业及其下属的工厂和商店中工作着1500多名维吾尔族员工。以私有化为借口,公司及其下属的工厂和商店被卖给了汉族人。维吾尔族员工几乎全部失业。



15.伊宁市制帽厂——该厂原来位于伊宁市的乌兹别克买里。为满足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对民族服饰的需求而生产一些便帽,折边帽,马甲等产品。200多名员工全部由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妇女组成,在绣花与制作样本方面她们都是专业能手。1997年“2.5事件”以后工厂以“没有需求”为借口而被关闭。工人们的工作都被取消,工厂的地产被卖给了汉族移民。



16.伊宁市服装厂——在位于伊宁市Tesh Tepke买里的这家工厂生产富有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民族特色的服饰。在该厂工作的400名员工全部由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妇女组成,她们全部都是手工制作方面的能手。“2.5事件”以后工厂因为“没有需求”而被关闭。工厂的位置被改造成市场出租给了商人。


17.伊宁市毛衣厂——位于伊宁市新路街,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的技术和援助下建立。该厂生产各式具有民族特色的毛衣。在伊宁市的年轻男女之间,亲朋好友之间互赠该厂生产的毛衣成为了一种习惯。在该厂工作的300名员工全部由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妇女组成。2002年工厂以“没有需求”的借口而被关闭,工人们遭解散。


18.伊宁市酒厂——位于伊宁市Sherq买里的该酒厂有员工500多名,其中70%为维吾尔族。“2.5事件”以后酒厂被关闭。维吾尔族员工被开除。汉族员工与著名商标“伊犁大曲”一道并入了兵团酒厂。



19.伊宁市醋厂——该厂位于伊宁市汉人街(因为历史上这一带是为维吾尔人打短工的汉族人聚集的地方,所以被叫做“汉人街”)。该厂生产食用醋,酱油等产品。200名员工的95&是维吾尔族。2002年工厂被关闭,工人们的工作被取消。工厂的位置变成了水果市场。



20.伊宁市砖厂——位于伊宁市叫Zayomka的地方。因为当时伊宁市还没有从事这种艰苦的体力劳动的汉族工人,所以除了500多名编制员工外,砖厂还临时招收一些没有工作的维吾尔族工人。他们通过打黑工来养家糊口。夏天的有些月份该厂的临时工人能达到2000-3000人,哪怕是少一点他们还是能赚到一些钱。砖厂员工100%是维吾尔族。“2.5事件”以后,因为私有化政策,砖厂被转让给了汉族移民。新老板们慢慢的开除了维吾尔族工人,并从内地的农村带来了汉族工人。有些夏季月份砖厂的工人能超过10000人,但是没有一个维吾尔工人能申请工作并最终进入该厂。


21.伊宁市公路局——位于伊宁市墩买里,从事伊宁市及周边地区大小道路,桥梁的建造与维修工作。500名员工中95%是维吾尔族。“2.5事件”以后因为“私有化”政策,该企业被转让给了汉族贪官们从内地带来的亲戚。汉族老板们慢慢的开除了所有的维吾尔族员工。因为承包了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与中国贸易与交通枢纽的伊宁市与霍城县以及其他县市之间的地方政府、兵团和部队的大型工程和项目,所以有些年份该单位招用的移民工人的数量会超过50000名。但是有多年道路、桥梁建造经验的维吾尔族能手们没能在该单位获得再就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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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没有列出员工人数少于200人和规模较大但是50%以上的员工为汉族的工厂和企业。从以上的21个单位中下岗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员工的人数超过13500名.如果我们按每个工人要养活加上自己在内的5口之家计算的话,那么就意味着67500人的经济来源被切断。在被推入了贫困的泥潭的这些人当中:有的因为生活的贫困而离婚;有的迫不得已变卖家产而流离失所;有的因为失落而染上毒品和艾滋病;有的离开故乡走到国外;有的因为无法忍受民族的压迫和不平等而拿起武器开始冒险行动;有的年轻人因为没有办法而远离故乡,他们为了碰碰运气来到内地,在内地他们或是成为犯罪分子或是成为犯罪分子的牺牲品。年迈的父母无人照看,婴儿们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年轻人不能按时结婚......这些都给在故乡算是最富有和最有文化的伊犁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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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居民失去了工作,难道伊宁市就没有什么发展吗?有!而且是翻天覆地的发展。那么有了什么样的发展?受益者又是谁?下面就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1990年以后伊宁市逐渐成为满足中亚地区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商业中心。新的发展快速的到来。维吾尔人除了看着这些发展之外没能获得任何的利益和好处,于是“2.5事件”爆发。前进的步伐变得更快。在维吾尔年轻人的遗体上,父母们的泪水和孤儿寡母的苦难上建立起了一座座崭新的大楼。我会举出几个维吾尔人经常进出的市场的。


1.中央市场——在汉人街建造的这家市场有300多个店铺。这里是一个家具市场,有1000多名内地移民向中亚出售货物。


2.青年市场——有店铺500个。所有的店铺都被汉族移民收购或租下。1000多汉族移民靠在这里工作的养活家庭。这里出售来自内地省份的服装产品。


3.伊宁市月亮湾建材市场——位于伊宁市飞机场路。有1000多汉族移民在这里做生意。


4.伊宁市开发建材市场——位于巴彦岱路。在这个位于叫“开发区”的新的汉族移民聚居区的市场里出售的是房屋装修建材。加上老板和员工,一共有5000名汉族在这里工作。


5.Üch derwaza市场—— 有2000名左右的汉族移民正在使用这个市场。


6.Döng köwrük买里的军人俱乐部被改造成了一个拥有500家店铺的大型市场。这里专门出售鞋子和服装。1500名汉族移民在这里获得了财富和工作岗位。


7.伊犁州人民政府的7层大楼被拆除,在原址上建起里一座十分豪华的商场。这座商场为5000个汉族移民提供了工作岗位。


8.陶瓷市场——位于伊宁市英阿亚提村,拥有300多家店铺。有1500个汉族移民在这里做陶瓷生意。

伊宁市新建的店铺数量在30-100家之间的商场有100多家。这些商场都是汉族移民在使用。也有在使用这些商场的维吾尔人,但是与前者相比这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在霍尔果斯口岸,不管是新建商场的数量,交易的份额,还是使用这些商场的汉族移民的数量都要超过伊宁市市区。


“2.5事件”以后,在伊宁市和霍尔果斯口岸中仅是在商场里做生意的汉族移民的数量就超过3万。如果算一家有四口人,那么加上他们的家属就有12万汉族移民在伊宁市获得了控制市场和拥有幸福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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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想,难道在伊宁市的当权者就那么残酷和无情吗?难道他们没有给维吾尔人任何的工作机会吗?给了!他们给了伊犁的维吾尔人从来没有从事过的3种职业。汉族人赐予维吾尔人的3种职业如下:


1.三轮车夫——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故乡的其他地方一样,伊宁市也开始出现用三轮车拉客的车夫。越来越多庞大的车夫队伍在“2.5事件”以后由于政府与银行的支持和贷款,有能力购买出租车,做起了出租车生意。他们将手中多余的三轮车低价卖给了没有工作的维吾尔人,并教会了他们做三轮车生意的“本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主要街道上开着出租车的汉族人和在后街小巷中瞪着三轮车的维吾尔人。汉族人蹬三轮的时候,主要的街道还是允许拉车的。当维吾尔人接手这个职业以后,市交警禁止他们在主要街道上拉车,维吾尔车夫们只能在后街小巷中拉车,违反规定的人会受到重罚。1946年三区革命的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喀斯木到应邀到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协会议时见过这样用人力车拉送顾客的车夫。回到伊宁市以后,在谈到内地的汉族人民生活在怎样深重的苦难和不幸中时举得就是车夫的例子。但是他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50-55年之后自己的后代们会落到做车夫的地步。



2.修鞋匠——80年代以后,背着缝补机穿行在大街小巷修鞋的汉族人也开始蔓延开来。“2.5”事件以后,在政府与银行的支持和帮助之下,这些修鞋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拥有了自己的店面。而从“胜利”制衣制鞋厂下岗的维吾尔族师傅和一些没有工作的维吾尔人开始从事修鞋这一职业。因为维吾尔人不习惯穿街走巷的修鞋,所以这些维吾尔修鞋匠们就坐在路边修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就像:一边是在汗水与尘土之中辛苦的拉车的维吾尔年轻人,一边是坐在路边眼睛盯着过路人鞋子的维吾尔修鞋匠。


因为汉族居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所以他们对车夫和修鞋匠都没有什么需求。对这些人有需求的恰恰就是贫困的维吾尔人。




3.乞丐——现在每个主麻日坐在清真寺前的乞丐的数量比来清真寺的人还多。被称为“塔兰奇”的伊犁维吾尔人历史上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故乡见过乞丐。60年代由于内地闹饥荒而逃到伊犁的可怜的汉族群众虽然当过一段时间的乞丐,但是伊宁市的居民很快将他们安顿在自己的家里,给他们提供衣服和食物。伊宁市的百姓通过这样的方式很快就消灭了这一在会伊犁受到谴责的职业。就算是在饥荒最为严重的“文革”时期,伊犁也不曾有过乞丐。所以伊犁的幽默大师伊沙木有这样的一个笑话:由于伊犁人不知道怎样当乞丐,所以需要行乞的人就会问别人说:“你要是有钱的话就借我10块”。但是现在,维吾尔居民当中正在出现大批的乞丐。他们中有老人,有妇女,有孩子,有残疾人......这些乞丐在比自己的家境稍好一点的维吾尔人的门口行乞。


具有强烈自尊心的伊犁维吾尔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贫穷和无奈。

贫穷与饥饿的伊犁维吾尔人陷入了没有办法的境地,他们开始在汉语学校寻找子女们的未来。这方面我会举两个例子:

1.2004年9月,尽管Aydöng买里10所小学(维吾尔语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们在招生时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但是到这些学校报到的新生只有3人。


2.2004年9月,来伊宁市第十一中学小学部(汉语学校)报到的新生为60人,其中47名人为维吾尔族学生,13人为汉族学生。在开学后的六个月的时间里,其中10名汉族学生的父母将子女送到了没有维吾尔族学生的汉语学校。在这个用汉语授课的班级里,有50名维吾尔族学生和3名汉族学生继续了自己的学业。


这种形式不仅在维吾尔学生将于怎样的文化中成长并走向未来的问题上做出了暗示,而且在目前为维吾尔知识分子创造最多的工作机会的领域里,也有掀起维吾尔人大规模失业浪潮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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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乡的其他地方,维吾尔人的情况更加糟糕和悲惨。对维吾尔人而言到处都是失业,到处都是无奈。但是,随着这一地区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和赚钱的机会不断增加。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中国媒体的一些数据:


1.新华社在2004年9月的新闻中报道称每年都有60万劳动力从内地省份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摘棉花。2004年9月20日“天山网”报道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每年新增劳动力40万,同时失业人数超过100万。另一个汉语网站上称每年自愿来到新疆的劳动力在3万左右,他们一年总共能赚100亿人民币,并且将赚得的钱寄回老家。

2.2005年1月1日的“新疆日报”汉文版中写道“2004年兵团人均年收入达11780元”,这是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张庆黎给出的数据的基础上报道的。2天后的“和田日报”汉文版中刊登喜讯称“2004年和田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980元”。



从中国政府给出的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汉族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维吾尔族农民人均年收入的12倍还多。


要是将故乡看做是用维吾尔人的泪水填满的大海的话,那么这些有特权的汉族移民无疑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大海里的鱼群,甚至可以将他们比作是鲨鱼。

从以上的证据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将维吾尔人看做是自己的公民。将“2.5”事件爆发的原因和责任推给维吾尔人的做法能对吗?



生活在故乡最富饶的土地上的伊犁维吾尔人的现状就是这样。


我建议不管是维吾尔人,汉族人还是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都能用良心的天平衡量一下这一状况。




2009年3月11日



译自:维吾尔在线维吾尔文